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是加州著名公立大学，隶属于加州大学系统。这所学校产生二十位诺贝尔将得主。小编搜集整理了作为交换生到UCSD学习半年时间学生的所感所想，通过下文大家都能够感受到UCSD教授的魅力。

“一切初来乍到的新鲜感，到最后都变成了不知何时能再相见的苦楚。”----这是小编从美国临走前最想说的一句话。在UCSD交换的半年时间里，我认识了六位教授。他们各自都有着各自鲜明的性格特点和教学方法。我将依次介绍两位对我影响最大的三位教授。

Professor Andrea Marie Dominguez

Andrea是我结识的第一位教授。从肤色和五官上看，Andrea是一位有着Chicano血统的女士。她身宽体胖，身穿宽松随意的衣服，颈戴拉美式的装饰，脚踩一双小平底鞋----随后的三个月里她也一直维持着这样的着装风格。

在UCSD，选课是一个双向的选择过程。Andrea的教学方法有几点特别之处，

大多数的Professor上课都要备讲稿，这点Andrea也不例外。除此之外，她每堂课前一定会在黑板上用列出本堂课要讲的提要，然后一点一点逐个攻破。通常在学生走进课室前，黑板上已经是满满的一排排笔记了

虽然没有中国人定义下的“期末考试”，Andrea却有每周都要上交的Reading Response PAper;

Andrea的appointment office hour和official office hour同样守时

我主动向她询问paper中有什么可以改进的地方，她的建议却切中肯綮，让我意识到了自己一直没办法克服的学术写作顽疾。此后的几次response paper我都努力按照Andrea给的建议练习。在和Andrea的数次交流中，我总结出，在学习的过程中不要吝啬把自己的想法分享给教授。重要的在于思考的过程，而不是既定的结论。

在Andrea的帮助下，我逐渐学会了如何整理暂无条理的思想碎片;学会了如何从一个idea出发，扎扎实实深入探究下去;我更学会了如何在图书馆中进行学术搜索。在这位可敬可爱的Professor Dominguez，帮我开启了学术学习、学术写作的大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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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Eliot Wirshbo

1我选到了整个literature department最严厉最有个性的老师，没有“之一”。

第一堂课上，E. Wirshbo就立了几条规矩。第一，不许叫他“Professor Wirshbo”，如果一定要叫的话，只能叫“Non-Professor Wirshbo”。第二，课上绝对不可以出现电脑、ipad、kindle等任何电子设备。”Don’t tell me you’re taking notes with your laptop. That’s not even half true!”第三，手机必须关机或者静音。如果铃声在课堂上想起两次，期末成绩扣去2.5分。

事实证明，这些规矩居然每一条都是言出必行的。Wirshbo课堂的信息量极大，语速极快。对于我来说，稍微走神就不知道漏掉了什么重要信息。所以不仅课前要完成他布置的阅读，课上要聚精会神地听讲，还要准备一只录音笔，以便课下补充没有记全的笔记。Wirshbo看似不近人情的规矩其实都是为了保障学生的听课质量和课堂的效率。

2Wirshbo对学生的严厉不仅体现在所谓“课堂纪律“上，学术要求更是停留在”old fashioned“这一级别上。有期中考试、期中论文，还有期末考试、期末论文、期末当堂写作。不仅如此，他考试70分就算是高分，paper轻易不会给你B。和美国人给我们的印象不同，他从来不轻易赞扬谁，相反，他的语言甚至可以用“尖酸刻薄”来形容。但是他通常会在15分钟内回复你的邮件，事无巨细。所以也难怪Wirshbo办公室门口不乏学生的留言，有学生黏上了自己折的千纸鹤，更多的便签纸上写着“You are the best Latin teacher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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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William A. O’Brien

Professor O’Brien可谓是在UCSD对我影响最深远的一位教授。他不仅是我的professor，很大程度上也是我的精神导师。作为文学院仅有的一位以Edgar Allan Poe为授课内容的教授，Professor O’Brien自己恰如其分地映照了Poe的一句名言：”There’s no exquisite beauty without some strangeness in the proportions”。

在课堂上初次见面，Professor O’Brien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年过花甲，头发稀疏，口齿也不是很清楚的老人。他总是穿着一条宽松的牛仔裤，随意搭配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外形上极度体现着美国西部人毫不考究的生活习惯。然而，他浓重的东海岸口音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又如同欧洲人一般令人生畏。

Professor O’Brien从来不会准时地出现在课堂，也从不会准时下课。迟到十分钟往往是家常便饭;讲到兴致正浓之时，“拖堂”个半小时也并非没有。他的office hour每次长达两个多小时。几乎每次都有学生在他的办公室外排起长龙(这种情况即使在美国也实属少见)。不少学生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能正式选到他的课，但是他们还是会时不时地来拜访他的office hour，因为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有无限的思想可以碰撞。

他常说不要着急，最慢的办法就是最快的办法。在治学态度上，他深思熟虑，严于律己，从不轻易提出问题，也不轻易回答问题。从不打击幼稚的思考，也不轻易褒奖。”Any great ideas start from humble feelings. And I enjoy my own stupidity.”很多时候，他要求自己，也要求我们，要经受得住时间的洗礼和沉淀。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了解到他不是循规蹈矩的faculty，年少时也曾玩摇滚、组乐队，是个离经叛道的嬉皮少年。后来“改邪归正”，考上Cornell, 攻读博士时，远赴德、法交换。正是由于这样丰富又特别的人生经验，他说话往往一语中的，字字珠玑，平淡中带着深深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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